近日，中国银监会公布了2013年上半年的银行业数据：截至二季度末，商业银行净利润为7531亿元，同比增长13.83%。各大商业银行利润一路飘红，而作为贷款消费终端的实体企业却处于水深火热之中，辛辛苦苦为银行打工。更有甚者，不少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贷款无门，处于资金链断裂边缘，不得不向高利贷寻求帮助，进而引发连锁反应，甚至影响社会稳定。

 

    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天平应该是平衡的。我国目前50%以上的GDP、60%以上的工业生产总值、70%左右的工业新增产值、近60%的销售收入和出口额、40%以上的税收和75%的就业岗位均来自中小企业，这些企业是我国促进经济发展的主要生力军。可是现在，天平一头高一头低，中小企业的生存环境每况愈下。订单减少、成本增加只是压垮中小企业的表象，制度、政策、舆论环境等基础性生态不断恶化，才是导致中小企业生存发展困境的根本原因。

    2013年普通高校毕业生达到699万，较去年增加19万人，“就业难”现象再次出现。真的是就业难吗？不见得！就业难的背后，一方面是对民营企业、中小企业的歧视、冷落；一方面是民营企业、中小企业生存艰难举步维艰，弱化了吸收就业的功能。

    就业难是企业生存困境的延时反应，是社会未能善待民营中小企业的后遗症。近些年，“用工荒”与“就业难”同时出现。一方是用人单位苦苦寻觅，不惜提高工资招揽员工，另一方则是求职者楚楚可怜，宁可降低要求也望求薄职一份。国有企业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不足，但是因为职业稳定性高、福利待遇好等特点使得众多求职者趋之若鹜。这种非典型企业的超高福利抬升了社会劳动就业期望值。对于劳动力吸纳能力较强的民营企业，因为缺乏各方面支持，发展过程中困难重重，其提供的岗位在工作压力、职业发展等方面存在明显劣势，进入民企往往是大学生的无奈之举，于是造就了大学生就业难的现状。

    理应奉为圭臬的《劳动合同法》，因片面强调员工利益而破坏了企业内部“生态平衡”。例如，在合同期内，企业解聘员工会被视为违规；而员工主动与企业解约则不会受到任何惩罚，甚至连原有的违约金赔偿也被取消。从表面来看这是维护劳动者利益，但实际的结果却是绝大多数企业不愿再承担起培养新人的义务。

笔者所在的浙江省诸暨市是一个民营经济发达、中小企业众多的地区，大多以家庭（家族）为核心，一家小企业本可以安置十几、二十几人就业，劳资双方和谐相处。《劳动合同法》实施后，劳方有新的期望，资方满足不了，最后只好关门。连劳动的权利都失去了，还谈什么保护劳动者的权利？

    笔者所在的企业是一家从有30多年历史的国企改制而来的企业，《劳动合同法》发布实施后，在各个历史时期曾在企业工作过的固定工、临时工、农民工纷纷起诉企业追溯权利，企业疲于奔命。社会性的历史账让现有的企业来承担，不仅不公平，而且欠厚道。

 

    作为支撑中国经济发展繁荣的基石，中小企业过去不应该、现在更不能成为被政策遗忘的角落。国务院前后有两个关于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36条，对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的表述十分精彩，但实际看似为中小企业减负的结构性减税，事实上中小企业的纳税额不降反升，变成了“结构性加税”。2012年因为企业整体性经营困难，一些地方甚至收“过头税”、“翻老账”，以保税收增长率。税负过重现象覆盖几乎所有中小型企业，中央党校的一份调研材料显示，如果不采取偷漏税行为，中国超过90%的中小企业都活不下去。

    十八大报告中有关于实体经济的两段话：“牢牢把握发展实体经济这一坚实基础，实行更加有利于实体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”；“健全促进宏观经济稳定、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现代金融体系。”这是国家高层对社会公众殷切期盼的回应。然而截至目前，在操作层面上并未看到实质进展。改革大潮中，最怕的就是说大事不办小事，说实话而不办实事。现实的需求，改革的要求，民生的向往，交织叠加，确实到了全社会都行动起来，形成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共识，切实减轻中小企业的负担，制定有利于中小企业成长和发展的法律制度的时候了！